唐代文化創造理強大，經學是重要的精神驅動力量。唐代的經學在太宗貞觀朝奠定規模，孔穎達主持纂修的《五經正義》固然是重要的標誌性的成就，但同時的嚴師古的《漢書注》和《匡謬正俗》中大量的經文訓解，亦顯示極活躍的思想動力，與《五經正義》互補。初唐貞觀經學是多元發展的時代，而非定一尊於《五經正義》，思想的活躍與精神的創造力受到經學的鼓勵。《五經正義》沒有《論語》，實不足以立本。比較嚴師古與前人的訓釋，發現相當多具批判性的獨立見解，與時代的思想對話。嚴師古的“匡謬正俗”，以其自身反駁了清儒對他抄襲淺注的詆諆，與孔穎達的勇於立義，互相映美，為立經學的“本”付出貢獻，補充了《五經正義》不足之處。嚴師古治經具明確的家法意識，強調西漢及南朝的訓故與版本，與承傳周、隋北地經學的孔穎達異。其中對《論語》“性與天道”這重要的思想論題的訓釋，乃匡正南朝佛學背景下的形而上學的發揮，而遵從文本的原義以要求“通”，顯示了強大的精神反撥力量，不能等閑以文字訓故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