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作爲明代權力一文章一體化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對明詩復興起了激發與倡導的積極作用，堪稱有起衰之功。他以臺閣身份潤澤、充實了 “ 臺閣體” ，論詩有批判，有繼承，包涵寬泛，具有溫和主義的色彩。不過,在與異軍突起的復古派的競爭中，李氏詩學的影響遭到嚴重削弱，蹶而不振。

    迄今爲止，對李氏詩文集的核心表述— «麓堂詩話》作基礎性的文本硏究的，可見筆者的另一篇硏究著作《李東陽 < 麓堂詩話 > 考論》( 《北京大學學報 〈社科版〉》2006年第一期）。而周寅賓、錢振民兩先生整理了《李東陽集》、《續集》( 岳麓書社’ 1983-1985年 、1997年），是爲讀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錢氏還進一步撰寫了《李東陽著作考》（《中國文學硏究》1995年 , 後收入《李東陽年譜》）、《〈懷麓堂稿〉探索》（《復旦學報》1996年第一期) 等文,並重纂了《李東陽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但上述成果直接涉及《麓堂詩話》者甚少。

    針對以上情況，本文關注李氏詩作與詩論之間的關係，諸如理論與創作具有怎樣的互動性？創作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了理論的要求？兩者間的差距是如何造成的？本文論列了李東陽詩集裏的古、近體詩,肯定了前人以其詩格在 “唐 、宋之間” 的論點。而李氏幾次外出途中的詩作（《南行稿》、《北上錄》與《東祀錄》) 實較家居爲富生氣，有必要進行專門的硏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