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成一家之言”成为当时学者普遍诉求。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刘向歆父子以知“事类”以成一“家”之法的策略构建新王官之学，而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 “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